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吧，崇祯五年到崇祯三十年之间，社学的教材更换了十次，县学、州学的教材更换了十次，大学的教材更换了三次。

原因很简单，大明皇家学院的那些大佬们结合着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定理定律之类的玩意，全部冠上了“崇祯定理”、“崇祯定律”一类的名头，然后写入了教材。

几乎每年都在推陈出新的定理定律让礼部的大佬们一把一把的薅头发。

这些定理定律既然出现了，以往的教材就得改，但是怎么改？该让什么年龄段的接受什么内容？

摸着石头过河，付出的代价就是教材三两年就要重修一次。

年纪轻轻的倪元璐已经头发斑白，礼部加上皇家学院和京城大学的那些教授们，几乎都是痛，并快乐着。

崇祯皇帝则是一边拒绝着各种定理定律前面冠上崇祯两个字，一面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人类哲学导师王境泽先生的真香定律。

再然后，礼部开始为了社学而头疼。

不是担心社学的修建经费，在这个问题上户部难得的和崇祯皇帝达成了一致，从来就没有卡过预算。

真正让人头疼的还是教员。

京城大学毕业的那些学生基本上都被其他的各所大学瓜分，根本就抽不出多余的人手来分配到州学和县学。

而且原本的那些秀才、举人显然已经没办法再在社学里面执教，因为他们教的内容已经跟不上教材的内容，更跟不上考试的内容。

最终的结果就是学堂有了，生源有了，教员不足了。

穿越过来的平头哥别的不太在乎，甚至于大明会不会有一天被自己的子孙后代败掉都不太在乎，反正现在的底子已经给他们打下了，就算是败了，肉也是烂在锅里了。

崇祯皇帝在乎的是教育，就像是后世说的那样，再穷不能穷教育，崇祯皇帝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于教育的看重。

自崇祯五年开始至今，除去国库源源不断的拨款之外，崇祯皇帝的内帑已经往教育方面补贴了近万万两白银，换算成后世的财政，几乎就是几百个亿扔在了教育上面。

而大明的百姓也很认同这一点。

百姓们没有傻子，谁要真认为百姓们傻，那才是真正的傻子。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些简单直白的劝学名言，早几百年就已经出现在了中原堂口。

谁傻啊，现在的大明从军是第一选择没错，可是从军已经不仅仅要求是身家清白没有案底那么简单，早在崇祯二十年的时候就已经要求从军者必须是从县学毕业。

这简直就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历史上还从来没听说哪个朝代有这种要求，然而在大明就这么堂而皇之的出现了，出现的是那么合情合理合法……

抛开从军的强制性要求之后，无论是从政还是从商，或者是进入官方做一些小吏，同样都对学问方面有要求，有学问的一切好商量，没学问的该干嘛干嘛去，愿意种地也行，乐意经商也行，乐意移民到海外也行，反正从军从政是没指望了。

更别提人人都艳羡的大学，招生的最基本条件就是通过了州学的考试，之后才有机会进入大学读书。

读书能够改变命运，实打实的好处就在面前摆着，就算是没有那些劝学名言，那些一点儿也不傻的百姓们自然乐意让孩子去读书，哪怕是自己拿钱都乐意，更别提还有各种各样的补贴了。

供孩子读书几乎就是刻在中原堂口骨头里的本能，改不了。

如果将中原所有的堂口都拉出来对比一下，除了螨清和蒙元这两个朝代没办法说之外，剩下的有一个算一个，几乎都是如此。

看谁都是战五渣，看人家好的就想拿来学习学习然后变成自己的，敢说反对的就埋土里去，历代王朝几乎都一个鸟样，根本就没什么进步。

几千年的历史给中原堂口带来最宝贵的财富不是历史，也不是什么文物古玩，是重视教育，是开放和自信，是那种只要自己本身不出问题，谁来都得低头跪好的骄傲！

所以当社学教员人员开始显现出不足的时候，礼部几乎是立即就炸了锅。

培养读书人跟种树其实差不多，如果从一开始没有种好，那树是很难长得高长得壮，更难长的直。

社学就是刚刚种下的小树苗，属于生根发芽的阶段，这个阶段出了问题，县学、州学乃至于大学都会跟着出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很简单，京城师范大学应运而生，专门培养人手去各地学校执教。

哪怕是这些人以后只能从教员往礼部这条路子上面走，依然阻止不了大量的读书人将目光投向京城师范大学。

因为人口大爆炸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就是知识浪费，单纯死读书的那些读书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得不值钱了。

除了民生和文治上面的问题，军方同样不让人省心。

南北工业集团这两个原本一家的货现在为了争夺五军都督府的订单，几乎能把人脑子打成狗脑子，动不动就会互相怼上一波。

除此之外，军方现在的重心显然已经开始转移了。

沙皇俄国已对没有什么好关注的了，往西伯利亚地区还有北山以北的那些地区移民是户部的事儿，跟军方关系不大。

官方现在更为关心的是崇祯皇帝想要埋的那块土地。

正好夹在了莫卧儿和奥斯曼土耳其中间。

崇祯皇帝当然有任性的资本，既然崇祯皇帝想要埋在那里，那地方别管现在是谁的，以后就必须是大明的，反正不能让自己家皇帝埋别人家的土地上去。

PS：今天献祭《战国赵为帝》